第38章 文字獄的真相
不知不覺間，夜幕低垂。
魯壽山將事情的前因後果娓娓道來，也真難為他能記得如此清楚。王遠方拎著熱水壺給魯壽山的茶杯續上水，輕聲問道：“徐家都被抓了？”
“都抓了。府上的管家、我、秀成兄弟……一個都沒跑掉。”魯壽山的臉上浮現出痛苦的神情。
當年案件查辦期間，東臺栟茶鎮內的其他徐姓遠親，以及徐首發和沈成濯的遠親，接連出逃，從此改名換姓，再無下落。
“後來呢？”帳篷內的幾人不約而同的問道。
“到了那年的十一月，乾隆爺的聖旨下了。大少爺、二少爺徐家滿門只要年過十六，斬首。家裡的女眷、孩子、還有我們這些人流放寧古塔為奴。”
周圍幾人看著魯壽山雙眼通紅，滿臉的淚水，一時間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鄧飛猶豫著問道：“那徐家老太爺和徐老爺不是都去世了麼，應該沒事兒吧？”
“掘墳……凌遲碎屍……梟首示眾！”
魯壽山鼓足了全身的力氣，咬著牙說出了這十個字。他此刻雙眼變得血紅，手中的白瓷茶杯“啪”的一聲爆響，竟然被他攥碎了。一道鮮血，順著掌心的傷口流在了墊子上。
“大劉！快去車裡把藥箱拿來！”趙新一看，趕緊對劉勝喊道。
魯壽山悲憤之際，竟似忘了手上的疼痛，抬起受傷的左手就要擦眼淚。一旁的王遠方連忙壓住了魯壽山的胳膊，急聲道：“別動！”
劉勝很快就拿來了藥箱，他剛拿出碘酒，就聽趙新說道：“先拿鑷子給我，傷口裡還有瓷片呢。”
趙新接過鑷子，拍了拍魯壽山的肩膀，輕聲說道：“魯大哥，你鬆開手，我得幫你把碎瓷片擇出來。”
一番手忙腳亂後，他將傷口中的碎瓷片逐一取出，這才用藥棉沾著碘酒擦洗傷口，最後灑上了白藥，又給包紮好。
劉勝和王遠方扶著魯壽山躺下，給他蓋上了被子。趙新看了一下火爐中的火，加了幾塊木頭。
幾十分鐘的講述，如同把已經好了的傷疤再次揭開，血淋淋的過往，讓這位三十多歲的漢子身心俱疲。阿妙給魯壽山餵了些水，他很快就睡著了。
眾人見狀，紛紛起身，輕手輕腳的出了帳篷。
來到房車外面，丁國峰掏出煙撒了一圈，語帶詫異的道：“哎，那個魯壽山提到的江蘇學政劉墉，我怎麼聽著這麼耳熟啊？”
趙新叼著煙冷冷一笑：“熟就對了，就是電視劇裡的那個劉羅鍋。”
“啊？這特麼……那你說紀曉嵐怎麼不出來幫一下呢？”丁國峰覺得朝廷裡總會有好人的，電視劇裡不都那麼演的麼。
趙新扭頭湊著劉勝遞來的火，點上煙之後才對丁國峰說道：“你中毒太深了。電視劇裡的也能信？那特麼就是個故事而已。文字獄這種事，哪個漢人大臣敢開口求情？嫌自己命太長？乾隆可是分分鐘抄家砍頭沒商量。”
“靠！”丁國峰用一個字做了總結。
此時的趙新他們還不知道，“一柱樓詩案”最後的結局遠不止魯壽山說的。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清廷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等九卿，會審“徐家大逆一案”。
十一月，大學士阿桂、左侍郎和珅等九卿向乾隆議奏：徐述夔之子、孫、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斬，十五歲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給功臣家為奴，財產入官。
十一月底，乾隆明發上諭，傳示天下，此案相關人等處置如下：
徐述夔寫詩集，徐懷祖刊刻成書，父子二人屬於相繼謀逆。雖然他們都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遲律處理。具體來說就是挖墳掘墓，將屍骨砍掉首級，懸掛東臺縣城門處示眾。餘骨磨碎成粉，灑於曠野，讓後代想祭祀都沒地方找屍骨。
有清一代的歷史上，康熙朝《明史》案的莊延鑨和《續三字經》案裡已故的祝庭諍，都是這個待遇。
徐食田和徐食書兄弟是兩名正犯的親孫子親兒子，斬首。其他徐家男性只要年滿十六週歲以上的，同樣斬首。
徐家十五歲以下男性及所有女眷僕役，發配寧古塔為奴。家產全部充公，一柱樓被夷為平地。
陸琰，身為布政使陶易的幕僚，亂作批詞牌稿，顛倒是非，存心消彌重案，按照縱大逆罪處理，斬首並抄沒家產，妻妾子女充為旗奴。
陶易，身為藩司大員，不親自檢查逆書，居然聽從幕僚的意見上報兩江總督，意欲將控告之人下獄，按照“縱大逆罪”，斬首，家產抄沒，妻妾子女充為旗奴。
在所有的人裡，這個陶藩司既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他被押送到京城刑部大牢後，曾受到乾隆的自審問，雖然極力辯解，可還是被認定屬於有心袒護，收受了徐食田的賄賂。
說他幸運，是因為還沒等判決下來他就病死在了獄裡。然而乾隆並不會因此放過他，他的屍體和徐家的人還有幕僚陸琰一起去了菜市口，腦袋還是掉了。
說完了掉腦袋的，接下來再說說那些被流放的。
黃斌，原名毛澄，曾經是栟茶鹽場衙門的塾師，此人為徐述夔的《和陶詩》作過跋。雖然他之後去了陝西給人當幕僚，連姓帶名都改了，還考上了舉人。然並卵，一樣被緝拿到案。
還算幸運的是，他在那篇獲罪的跋文中雖然極力讚揚徐述夔，卻也寫了“先生生際聖朝”這六個字，最後被革除舉人功名，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去了海南島。
東臺知縣塗躍龍，接案後不能及時追查，多次推諉江寧書局，坐觀重案拖延，幾致消彌，行為首鼠兩端。杖一百，發往伊犁服苦役三年。
揚州知府謝啟昆，雖然在向藩司的行文中沒有偏袒之詞，而且能將悖逆的詞句逐一標記，但問題是遲延了半個月才稟報上司，屬於翫忽職守，因此從寬發落，發往黑龍江漠河軍臺充軍。
捎帶說一句，這位謝知府很快就交了議罪銀子，因此免於流放。之後不知道又靠上了誰的關係，最終在嘉慶年間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署理廣西巡撫。
至於那點陣圖謀徐家田產的原告蔡嘉樹，在此案中純屬損人不利己。在乾隆看來，他和徐述夔是同鄉，《一柱樓詩集》多年前就已經成書刊行，他肯定早就知道，卻一直不告發，偏偏等到涉及自家田產糾紛才告，屬於挾嫌報復。不過念他是本案首告，取保開釋。
此外負責查辦此案的時任兩江總督高晉、署理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也在上諭中受到了乾隆的斥責。
令朝野震動的還不止於此，那位給《一柱樓詩集》作序的沈德潛雖然已經死了九年，下場更是悽慘。
這位可不是一般人。如果說後世的野史影視劇裡經常把紀曉嵐演繹成乾隆的詞臣，沈德潛可是實打實的。
此人六十七歲中進士，靠著詩寫得好，又兢兢業業的校刊《御製詩集》，僅僅五年就從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升到了正二品的禮部侍郎。之後他在七十六歲退休回鄉，到了八十五歲居然又被加禮部尚書銜，三代加封。
等到了乾隆三十年，已經九十三歲的沈德潛被加封為太子太傅，孫子還被賜了舉人功名。那個時候一提蘇州沈老相國，江南無人不知，紅的發紫。
然而皇帝這種生物從來都是過河拆橋，翻臉無情。
在乾清宮侍衛和江蘇巡撫的監督下，沈德潛的墓碑和祭葬碑文被搗毀，並將碎石移棄他處。沈德潛生前死後獲得的所有官爵及宮銜諡典全部被革除，放於鄉賢祠內的牌位也一併撤出。執行期間沈家子孫全都到場，跪聽領旨，並觀看搗毀過程。
你以為“一柱樓詩案”就這麼結束了？才沒有，這個案子的餘波一直延續到了三年後。
乾隆四十六年，有人追查到徐述夔曾經為興化的一個叫王國棟的人寫過序文，結果王國棟被判斬首，其父王仲儒一樣被開棺戮屍。
再有就是已經故去十多年的鄭板橋。因為他和王國棟是好友，所以在他那些乾隆四十六年以後的印本、仿刻本、翻刻本的文集裡，只要有“王國棟”的名字，都要從刻板上剷掉。
也許有人會問，乾隆為什麼會對“一柱樓詩案”的處理如此殘酷，就連死人都不放過？
事實上不管是“字貫案”還是“一柱樓詩案”，都是發生在乾隆十六年那場“孫嘉淦偽奏稿案”的延續。要是再往深裡分析，還牽涉到了乾隆朝早期鄂爾泰與張廷玉之間的黨爭。
乾隆三年，一封據說是由左都御史孫嘉淦上奏的密摺開始在京城流傳，導致朝中人心惶惶。其內容主要是彈劾朝中多位重臣，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出任尚書的訥親、海望，領侍衛大臣常明等等，均在所參之列。
這事乍一聽似乎真有那麼一回事。要知道孫嘉淦是三朝元老，歷仕康雍乾三代，一向以敢於直言進諫而著名，乾隆繼位之初便提拔他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後來更是因為經常參劾官員，盡職盡責，升任刑部尚書。所以說當時敢於上奏彈劾當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孫嘉淦，不作第二人之想。
然而乾隆很快就做出反應，他採用明發諭旨的形式，宣示朝野，對流言予以了嚴厲駁斥，明令對傳播者查辦嚴懲。
換言之，這份奏摺不是孫嘉淦寫的，否則他不會在當年十月升任直隸總督，並在乾隆六年又轉任湖廣總督。
話說明清時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報系統之外，另外單獨建立一個資訊奏報的秘密渠道，就是為了實現其絕對的專制權力，也就是所謂的“一切廢賞刑威，皆自朕出”。
清廷的密摺制度發展到雍正時期，運作流程和手段已經非常嚴密。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將密摺裝在帶鎖的特製皮匣內，外面還要上封條。皮匣的鑰匙只有兩把，一把在上奏官員手中，一把由皇帝貼身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無法開啟。
普通的公文要經過通政司交到軍機處，然後轉呈奏事處；密摺則是直送奏事處，由奏事太監送交皇帝。在這一過程中，除了皇帝和寫密摺的人，誰也不知道上面寫了什麼。皇帝閱看奏摺之後，軍機處大臣會根據皇帝的口諭草擬命令，然後進呈御覽，再經過述旨，以明發或者廷寄的形式釋出。
這也就是說，機密性才是保證這套系統有效實施並延續的核心！
如果這封奏摺真是孫嘉淦寫的，那麼乾隆一定會有所批示。要麼懲辦被彈劾的，要麼懲處彈劾者，不會毫無反應。畢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當朝實權派！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摺子的確是孫嘉淦寫的，而且真的被洩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極力否認。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當時鄂爾泰和張廷玉的黨爭非常厲害，兩派互相傾軋，水火不容。年輕的乾隆雖然對此厭惡至極，但他繼位不久，還沒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務上還離不開前朝的老臣。
一直到乾隆十二年，乾隆已經徹底控制了朝堂，終於不再忍氣吞聲。
他先是暗示張廷玉退休，讓三十歲的訥親出任軍機大臣。由此也引發了張廷玉乞求配享太廟，最終被奪爵抄家，晚景淒涼，致仕歸家。
等到了乾隆二十年張廷玉一死，又透過親自掀起的“《堅磨生詩鈔》案”，將身為鄂爾泰主要黨羽的廣西學政胡忠藻、禮部侍郎張開泰、甘肅巡撫鄂昌全部打落，從而將雍正中後期以來朋黨傾軋的局面徹底打壓。
回過來再說“偽奏稿案”的進展。
乾隆的上諭並沒有換來偽奏稿的銷聲匿跡，反而愈演愈烈。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份偽奏摺已經在大半個中國傳抄，甚至連大字不識的腳伕都知道怎麼回事。
而且更加嚴重的是，這時候流傳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針對乾隆本人的內容，諸如金川用兵、冤殺張廣泗、南巡勞民傷財、皇后早逝中宮常空……共羅列了“五不可解和十大過”。
問題大條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關於許多已故大臣的流言，而是啪啪的打現任皇帝的臉。
要知道古代社會文書傳遞和處理的制度與統治權力息息相關。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要是連事關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那可是危及江山社稷的大事。
順帶說一句，這份偽奏摺的原文在後世已不可查，因其內容直斥皇帝，言辭猛烈，被嚴禁留存，結案後所有傳抄一律收繳銷燬，即便是私人的野史筆記對此也是諱莫如深，後世研究者只能從當時地方官的奏摺和乾隆的硃批諭旨中推測出大致內容。
詭異的還遠不止於此。
偽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這段時間裡，一直在江西、江蘇、浙江、直隸、山東等地傳播，但是上述這些省的督撫竟沒一個上報的。反而是地處偏遠的雲貴總督碩色，發現貴州有人在傳抄，於是立刻上報，由此也開始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偽奏稿案”查辦風波。
接到密報乾隆自然是震怒，在大張旗鼓查辦的同時，他開始逐個敲打那些不稱職的封疆大吏，同時也對各省的文教吏治有了戒心，並決定著手整頓官場，以穩固統治的基石。
對他而言，偽奏稿案的真正主題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奏稿內容的作者是誰，而是人心風俗和吏治，是對中下層官員和士紳階層的控制。
結果查來查去，最大的問題就出在江南。
當時江南地區的案件查辦是由兩江總督尹繼善親自坐鎮，之後乾隆又派出了軍機大臣舒赫德協辦，然而江南官場如同一潭泥沼，大量中下層官吏都參與了傳抄，越查人越多。幾個月下來，主犯到底是誰愣是沒搞清。
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隨著大量中下層官吏被源源不斷的押往京城，乾隆乾脆將審理偽稿案的權力收歸刑部，由軍機大臣介入追查。可即便如此，審來審去，整個偽稿案就如同一團沒有頭緒的線團，愈發讓人困惑。
到了這個地步，如果說沒有官官相護，打死乾隆都不信。
最終，無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沒有首犯，那就製造一個，先讓這樁案子體面的結束，然後再回過頭收拾那些陽奉陰違的傢伙。
於是，一名來自江西、且已經被捉拿審訊的下級武官盧魯生浮出水面。而這一線索的發現，實際上是來源於乾隆對江西巡撫鄂容安一道奏摺上的硃批。
鄂容安在該封奏摺中一共彙報了四條線索，而乾隆卻只對其中盧魯生、盧錫齡父子傳抄情節表達了嚴重關切。他在硃批中寫道：“此二人速行解京，看來此事已近，勉之。”
盧魯生，時任江西綠營撫州守禦所千總。據他自己交代，他是於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間，與一眾軍中同僚在籍州衛千總李世瑞家聚會。席間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摺，說是朝廷的大事，要給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還當眾念起了這份奏摺。
然而根據當時在場所有武官的供述，他們都難以準確回憶起究竟是誰帶來了奏稿，某甲說是某乙，某乙說是某丙，某丙說是某丁。至於盧魯生在最初的供述裡，竟然記不起在這場飯局上大家曾一起看過稿，反倒說是他的兒子盧錫齡拿給他看的。
其實在偽奏摺案的追查過程中，這樣的情況太多了。
不過清廷在最後的結案報告裡認定，偽奏摺最初的抄件就是盧魯生帶來的，於是就有了以下的傳抄路徑：
參加那場聚會的所有武官都將奏摺抄錄了一份帶回家，隨後傳到了撫州所衙門書辦彭楚白那裡，之後便迅速在撫州民間流傳。僅過了一個月，江西糧道手下的書辦們全看過偽奏摺，不過他們所看的抄件，居然是雜役火夫從城內一家肉鋪得來的。
緊接著，一名看過之後意猶未盡的書辦就抄了一張送給了袁州衛守備衙門的書辦，然後就順著長江傳到了江寧府的一家酒館裡。酒館老闆的堂哥在人來人往的酒店薄夾(收銀用的錢包)裡發現了這份奏稿，然後他就傳給了一名不知身份的傢伙，又傳給了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樟樹鎮上一個開鞋店的小老闆。
好吧，這個在後人看來無比荒誕的傳播路徑，乾隆就認為就是真的，而且必須是真的。
到了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道突然釋出的上諭昭告內外：孫嘉淦偽奏稿之正犯已經被抓獲，正是綠營武將盧魯生。
偉大勝利終於到來了！從京城到地方，無數官員歡欣鼓舞，他們紛紛上表，祝賀皇上正人心而息邪說，吏治得以整飭，消滅了試圖給聖朝和聖主抹黑的宵小。
案件是結了，可刑部那兒還關著一大幫押解來的中下級官員呢，地方上也有不少，甚至還有那些查辦不力的封疆大吏，該怎麼處理？
乾隆當然不能把這些官員都罷免，他只能高舉輕放，少部分罷官治罪，包括封疆大吏在內的大部分革職留任。
按清制，革職留任的官員必須要上謝恩摺子，以示對皇帝的寬仁感激涕零。而皇帝要麼是留中不發，要麼就是溫言訓誡一番。言外之意無非是留任期間要是再犯錯，那就兩罪並罰，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然而當兩江總督尹繼善的摺子被送到御前閱覽，乾隆硃批用詞之陰冷狠毒，訓斥之犀利前所未見，嚇得尹繼善大病一場。
尹繼善的謝恩摺子是這麼說的：“蒙聖主不加嚴譴，交部議處，僅議革職，尚不足以蔽之罪，乃復仰荷天恩，准予留任，聞命之下，感悚彌深。伏念我皇上待臣之恩覆載生成，實非尋常可比，十餘年來寸丈未效，過想實多，我皇上之寬臣者，亦不止一次，乃今於無可寬之中復格外矜原，予以自新之路，即父母之愛子，亦不能如此保全，如此體恤。”
乾隆的批語是：“此不過套語耳，汝意已定為必寬，且以為不寬，汝將用謹，此大然誤汝平生。朕意謂可寬者，當其未終見棄於聯者耳，如其終見棄之跡形，則腹亦非不能割愛者。此語總不實，如果出實心，何至又有沽名市惠之舉。“
自此之後，他便對兩江官場有了更多的猜忌和不滿，一直在找機會收拾這批陰奉陽違的漢人官員。這也為之後的“字貫案”、“一柱樓案”、乃至乾隆時代的四十多起文字獄埋下了伏筆。
說幾句吧。為了寫“一柱樓詩案”這兩章，我其實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清實錄》乾隆四十三年、四十六年關於此案的所有上諭；《清宮奏摺檔案》乾隆四十三年劉墉、高晉、薩載、楊魁關於此案的奏摺；乾隆四十六年查辦王國棟一案的奏摺以及乾隆關於最終處置的上諭；還有就是偽奏稿案的奏摺和上諭。在寫到三百多萬字的時候又回過來進行了修改。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很多自媒體對於乾隆時代的文字獄說辭都是流於表面，無非是說滿清統治如何如何殘酷，對漢人血腥鎮壓。但為什麼會這麼做？乾隆不是傻子，也不是做事不顧一切的莽漢，他收拾準噶爾順帶搞定蒙古活佛，對付小大和卓，都是走一步看十步。而且乾隆繼位早期實行的是“以寬為政”，改變了雍正時代的很多嚴苛的政策，讓官場從上到下都鬆了口氣。所以筆者認為，偽奏稿案才是乾隆朝文字獄的源頭，也就是從乾隆十六年到十八年的案件查辦過程裡，江南官場的應付了事讓他非常憤怒，也讓他對江南官員整體不信任，認為必須要透過某些事進行敲打。事實上每次文字獄結案後，都有大批地方官跟著倒黴。至於百十條普通人的性命，對於一個統治億萬人口的皇帝而言，實在不算什麼，當初朱元璋乾的可比他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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